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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应更加提高三农战略地位

作者:佚名 发布时间:2020-04-26

三农是中国经济的压舱石、稳定器。21世纪以来第17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2月5日由新华社受权发布。这份文件题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全文共5个部分,包括: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补上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加强农村基层治理;强化农村补短板保障措施。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社会主义中国必经之路,是实现现代化中国的重要一步,是新时代中国人民所期所盼。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农村基层是短板。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脱贫质量怎么样、小康成色如何,很大程度上要看明年“三农”工作成效。

今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对世界经济造成了非常大的破坏。在“抗大疫、迎大考、越大关”的当下,越是形势严峻复杂,越是要稳住农业,发挥好“三农”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

温铁军认为当代“三农” 问题中,第一位的是农民权益,因其关乎国家基本安全。百年来, 中国不论何种体制,都在试图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并且加快产业资本扩张进程。其与一般发展中国家之最大不同,恰恰在于没有同步推进城市化。但是各地近年来不顾农民权益对于国家基本安全作用,强行推进城市化,不仅将总额在10万亿元以上地方融资平台债务推给中央政府去偿还,而且构成极大制度成本。我们一向认为,资本及其风险集中导致爆发经济危机,进而引发社会动乱,只不过是城市化的规律性结果。

中国作为人口过亿的人口大国中唯一完成工业化的国家,总体上维持稳定,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能够承受历次危机的考验,尚未堕入“现代化” 陷阱(即土地私有化推动无地农民进城引发的大规模贫民窟冲突和生态灾难),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三农”作为城市危机软着陆的载体,中国可以凭借城乡二元结构。向广大的农村分散城市经济危机的巨大制度成本。从这个意义上说,恰恰是资本力量薄弱的“作为劳动力池的‘三农”’,是中国经济资本化进程中能够保持总体稳定的“稳定器”。乡土中国之所以能够承接经济危机的制度成本,依托的并不是资本动作的逻辑,反而是传统兼业化小农家庭和多功能村庄因内部人力、土地和资金的多样化组合,我们称之为“农户理性” 和“村社理性”。它不仅在当代能够内部化处理外部性市场风险,而且在历史上本来就是能够化解自然和经济双重风险的内在机制。

农民是中国所有职业中人数最多,最为庞大的一个群体。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而农民则是国家建设与发展的主力,他们至少在以下5个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一条基本经验是坚持了市场化改革这一主线,渐进式地实现了从市场机制发挥补充性作用到基础性作用再到决定性作用的历史性的变革。这一市场化改革的首创者正是计划经济体制中最压抑的农民群体,正是农民内在的要求脱贫致富和全面发展的强烈冲动,使他们义无反顾地成为市场化改革的开路先锋,迅速转变为创新创业闯市场的先驱力量,从而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改革之路。

市场化改革的头一炮——“包产到户”的发明权是农民的。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长时间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和城乡二元的发展体制。广大农民在高度集中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的体制和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巨大的工农产品剪刀差的影响下,生活长期处于温饱难济的状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解放思想的春风的吹拂下,农民来自脱贫致富的强烈内在冲动的包产到户,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呵护下,迅速在全国形成了家庭联产承包制的燎原之势,由此拉开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序幕。邓小平也曾明确指出:“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随着包产到户为主的农村改革的深入发展,农村经济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历史转型,由此引发了中国经济社会体制的历史性变革。可以说,农民的包产到户拉开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序幕。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确定了以城市国有工业为主体的工业化优先发展的战略,依靠工农产品剪刀差为工业化提供积累,孔祥智教授研究显示农民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为国家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12641亿元,平均每年为274.8亿。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工业化发展道路为中国工业化打下了基础,而改革开放以来,恰恰是由于乡镇企业、个私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大发展,让农民群体成为推动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强大主动力。两亿多农民成为农民工,几千万农民成为个体户、私营业主、农民企业家,成为推动新一轮中国工业化的新主体。造就了几亿农民工为代表的新的产业工人队伍,造就了一大批以农民企业家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家,由此带动着我国工业化进入一个崭新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开辟了中国工业化的新路子。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个伟大创造。邓小平曾自豪地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转移了农业剩余劳动力,提高了农民收入,推进了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随着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化,乡镇企业演变成民营经济的主体力量,在中国整个工业经济乃至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为中国工业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到1997年,全国乡镇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就达到1.8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30%,占农村社会增加值的60%,乡镇企业已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地位。到2001年,乡镇工业增加值增加到20315亿元,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提高到47.7%。农村工业已成为中国农村经济的主导产业,工业经济的“半壁江山”,是国民经济的一大支柱。2010年,乡镇企业的增加值为112223亿元,在全国第二产业增加值比例提高到59.9%。如今,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民营经济已经占到中国工业经济的三分天下有其二。在新增就业中,民营经济占了近80%。

农民进城创业就业成为城镇化的主动力。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繁荣与发展,与伴随农村改革而产生的农民进城密切相关。据统计,我国城镇化水平迅速提高,城镇人口随之快速增长,由1978年1.7亿人增加到2011年的6.9亿人。其中,绝大多数新增城市人口都是从农民转化而来即农业转移人口。《中国发展报告2010》指出,今后20年,中国还将以每年2000万人的速度,实现农民向市民的转化。也就是说,到2030年将有4亿农民进城,中国城镇人口中有一半以上是农村转移人口。规模庞大的农民向城市迁移,每年为城市创造巨大财富,同时,他们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带来的消费需求,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建设和发展。

农民是城镇化的主要建设者。在城市建设和发展过程中,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农民工在整个建筑业中占80%,在全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2%,城市建筑、环保、家政、餐饮服务人员90%都是农民工。如果没有广大的农民工在城市的建设活动,中国不可能有大量的现代化城市的快速崛起。

中国的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的推进有赖于劳动力、人才、土地、水资源等各种资源要素的供给的增加,而农业农村农民也成为这种资源要素资源供给增加的最大源泉。

农民贡献了巨大的土地资源和土地红利。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农民作出的一大特殊贡献就是出让土地资源和土地红利。我国特殊的土地制度和征地政策使得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巨大土地红利成为农民对中国发展最大的奉献。比如:2012年国家转为建设用地的农用地42.91万公顷(2012中国国土资源公报),若按全年出让国有建设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土地的均价计算(出让面积29.30万公顷,出让合同价款2.55万亿元,大约58万/亩),共计3.73万亿元。而对农民的土地补偿标准每亩只有几万元,这种低价的土地征用补偿和高价的土地出让形成的数十万亿的土地级差成为推动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发展重要的资金来源。

农民贡献了巨大的劳动红利。我国九亿农民中存在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不仅为快速兴起的工业化城镇化提供了庞大的新生劳动力的资源,而且在特殊的户籍制度和劳动就业制度下,农民工的工资和福利水平普遍低于城市户籍的职工,这种体制让农民贡献了巨大的劳动力资源红利和廉价的劳动工资红利,从而也大大增强了中国制造业在国际上的比较优势,为中国世界工厂的崛起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消费既是生产的目的,也是拉动生产的最强大的需求动力。农民不仅是促进生产的主力军,也是拉动内需、扩大消费最重要群体。实践已经证明,只有农民变得快、富得快,中国的内需增长也会快,尤其是在内需已经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动力因素的今天,农民作为内需扩大的最大潜力之所在。在新一轮的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农民作为拉动内需的最大群体,已经越来越表现出重要性。

农民收入增长是持续拉动消费需求的大源泉。13亿人口中9亿是农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农民是消费最大的群体,而城乡收入差别较大的现实也使得农民消费需求增长的潜力要比城市需求增长的潜力更大。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拉动城市化消费需求的新力量。农民是城市化建设的主力军也是城市化消费的生力军。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农民进城创业就业和乡镇企业向城镇工业园区的集聚,成为城市消费不断增加新因素,并且相关的典型调查分析表明,在城镇安居乐业的新市民与城镇流动人口的消费水平差异性极大。农业转移人口持续快速的城镇化将会对中国新一轮的城市投资需求产生越来越大的拉动作用。